董景安:最先尝试扫盲教育的人

2019-04-14 22:17

  民国肇始,有识之士意识到由绝大多数文盲国民组成的“民国”徒具虚名,掀起了一场旨在“除文盲、作新民”的扫盲运动。历史开奖记录查询智能!董景安成了这场运动的关键人士,他被认为是民初“最初尝试”扫盲教育的人。他编写的《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识字课本》被誉为民初扫盲教材中“唯一引人注目的例外”。

  1906年,董景安随美国人魏馥兰赴上海,和万应远等共同创办了上海浸会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之一)。1906年夏,上海浸会神学院董事会决定聘请董景安担任神学院讲师,月工资30美元并包付房租。然而,由于万应远和魏馥兰的坚持,董事会最后决定董景安的月工资为40美元。第二年工资又增加到50美元一个月。神学院先在四川北路授课,教师仅万应远、魏馥兰两个传教士和董景安、潘子放两个华人教师,董景安主要教授为期三年的汉语课程。

  同年,董景安和诚静怡、张廷荣等五名中方代表共同出席了在爱丁堡召开的世界宣教会议,成为出席会议为数不多的亚洲和非西方基督教徒之一、中国浸信会代表。董景安还应邀作大会发言,呼吁人们深入地了解孔子学说。因为是五名中方代表中唯一身穿中国传统服装的人,董景安格外醒目,给各国代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甚至被爱丁堡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受浸信会指派,在回国途中,董景安到德国、比利时、法国、俄罗斯和美国参观学习了他们的教育和宗教体系。1918年,中国东南五省教育协会在上海召开会议,董景安被推举为协会副主席,更是名声大噪。

  1911年,上海浸会神学院与浸会大学堂合并,成立上海浸会大学,魏馥兰出任校长,董景安仍然负责国文教学。1914年,浸会大学中文校名定为沪江大学。沪江大学校长原只有一名司库作为助手,1915年起增设一名华人副校长,董景安被委以重任,直至1919年离校至大同编译社就职。

  在1916年至1917年魏馥兰回国期间,董景安甚至还代理过校长一职。由此可见,魏馥兰和董景安关系之亲密,合作之密切。但是,虽得魏馥兰的信任与倚重,作为国文教员,董景安在沪江的处境却不够乐观。魏馥兰出任校长后,根据学生们的要求,决定和圣约翰大学一样,除国学课程外全部改用英语授课。魏馥兰还称这一改革为一场“革命”。但是,既然要使英语施教得以正常进行,就必须保证学生在入学时就有较好的英语能力。由于精通英语成为衡量学校质量的主要标志,学生都倾向于英语和用英语教的各科专业课程,对以读经为主的国文课普遍不感兴趣,并且学生为了精通英语,平时交谈也尽量用英文,不用中文,再加上从教会中学来的学生国文底子本来就差,结果就连学生自己也承认国文水平低下。

  这种状况可不是作为主持国文教学的董景安所愿意看到的。1919年,董景安以自己“学历和沪江大学已经达到的水平不相适应”为由,谢绝魏馥兰的挽留,执意弃沪江而去。全体学生闻讯在教堂里竖立了一块匾额,以表对董景安的敬意和怀念。不出董景安所料,在他离开后的1922年,国文科终被裁撤。

  离开沪江后,董景安创办了大同编译社,编辑和翻译成了他主要的经济来源。虽然不再是沪江大学的教员,但董景安仍关心、支持沪江大学的发展,直至1935年,他仍然是沪江大学董事会成员之一。1928年,校长一职由留美学者、华人刘湛恩接任后,魏馥兰担任沪江大学专职教授,直到1936年退休返美。

  2012年5月,魏馥兰之孙蒂姆·怀特不远万里,从美国明尼苏达州来到中国上海理工大学寻访祖父足迹。出乎他的意料,在上海理工大学,他不仅见到了接替祖父担任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的刘湛恩的外孙女李怡,更见到了祖父当年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清末秀才董景安之子董承琨及孙董天禄,其欣喜之情,可以想见。

  民国肇始,有识之士意识到由绝大多数文盲国民组成的“民国”徒具虚名,掀起了一场旨在“除文盲、作新民”的扫盲运动。董景安成了这场运动的关键人士,他被认为是民初“最初尝试”扫盲教育的人。他编写的《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识字课本》被誉为民初扫盲教材中“唯一引人注目的例外”。

  董景安在沪江大学任教期间,就曾利用闲暇时间编辑了数十种宗教图书。离开沪江大学后,董景安创办了大同编译社,致力于出版与翻译书籍的工作,还曾当选上海图书出版商联盟主席。同样是在沪江,董景安特别关注文盲群体,他曾利用学校青年会等机构系统地对失学民众进行扫盲教育。他说:“教育是国之基础。在采用共和政体的国家中,这一点尤其重要。共和国和传教团体已经为孩子们尽量开办各级学堂。但我仍将非常遗憾地指出:很少有人想到为成长中的、早已失去学习机会的底层民众创办学校。”故他决定创办扫盲教育。

  作为图书出版领域的专家,董景安深感经典中文即文言文晦涩难懂,普通人想要阅读至少需要2000-3000个词汇,而失学的普通民众迫于生计,更不可能有时间系统学习,所以他“特用省字新法,选最浅要六百字,编成通俗教育教科书”。这就有了《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识字课本》,简称《六百字编》。

  他在1912年8月的《教务杂志》上发表公开信,宣称自己计划编纂的教材“均用六百字写成”、“适合底层民众一年学习的课程”共9册,具体包括:《六百个初级汉字》、《卫生阅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道德》、《自然地理学》、《农业和机械》、《改革习俗》、《写信》。他甚至还给传教士和老师提出了如何教育普通大众的有针对性的建议。

  到1914年,该套教材实际完成8册,“首编系识字课本,继以读本七种,亦仍用此六百字编之,内分卫生、伦理、修身、正俗、爱国、地文、信函各类,每种二十七课,七个月即可卒业”。该教材由商务印书馆陆续正式出版,上海美华书局出售,受到社会各界欢迎,反响强烈。据学者王治心的统计,1916年,全国有200多个学校使用此教材。有“平民教育之父”之称的晏阳初在通读教材后也予以充分肯定:“董景安的《六百字编》已塑造了学习中文的佳径。”

  一言以蔽之,《六百字编》是民国初年一套大规模地使用了将近10年、令人敬佩的系列扫盲教材,纵然有不尽如人意处,但其历史地位不容忽略,董景安此举已经成为早期平民教育运动中的一项创举。可惜的是,《六百字编》多已失传。根据浙江学者周东华的调查,目前只发现台湾大学图书馆杨云萍文库收藏有1926-1930年间台南新楼书房的重印版。

  1912年底,在出版发行《六百字编》的同时,董景安在给《教务杂志》编辑的信中,还谈到自己的一个配套计划,即准备用700个简单汉字发行一份中国报纸,每隔10天出版一期,每期为8页,订阅的费用是每年34期50美分。这种报纸有10个板块,包括:社论、国事、国际重要新闻、卫生、科学事实、精神帮助、工业、宗教、故事、五花八门。但这项计划因为董景安远赴舟山就任定海公学(今舟山中学)首任校长而未能实现。

  董景安身居闹市,有着优裕的待遇和生活条件。然而当刘鸿生、刘宝余等舟山籍旅沪贤达前来邀请董景安出任定海公学首任校长时,时年47岁的董景安欣然应允,并于1921年初夏踏上了舟山这块还显得闭塞的土地。

  一到舟山,董景安就忙于制订《定海公学简章》,拟定校训及课程设置,发布招生简章。1921年10月,新校舍主体工程竣工,舟山城内小教场定海公学筹备处、宁波江北岸青年会、镇海等三处同时举行了学生报名入学与分班测验。第二年初,定海公学正式开学,游艺会、开校礼、足球赛、提灯会,校园内欢声一片。一年后,学校步入正轨。

  1927年底,年过五旬的董景安萌生退意,他特别推荐沪江大学1920届毕业生、原任杭州惠兰中学教务部主任的方同源接任校长之职。师生们听说董景安要辞职,纷纷挽留。但和前次在沪江时一样,董景安去意已决。

  为表敬爱之情,有学生提出要为董景安立碑,并请董景安题词留念。这一提议很快获得全体师生的赞同,董景安也欣然接受,亲书行楷体“博爱”二字。1928年1月1日,“博爱”碑在校园内竖立,碑高1.6米(不含基座),宽0.66米,正面是董景安手书“博爱”,背面是“校长董景安先生离校纪念”的碑文。